如果你是一位股民，有没有想过：如果2020年2月3日开盘第一天或第二天买入了A股指数的话，到如今连续反弹一周多的时候，就不会痛苦地考虑该不该加仓了。巴菲特说，在恐慌或混乱的时候，适合买股票。但买了股票的人，内心就不恐惧吗？他们只是克服了恐惧，做了果断的决策。果断决策的背后，是对长期价值的深刻认识，并非对短期影响或走势的准确预测。

如果你2019年是武汉的卫生防疫负责人，在2020年的元旦之前就敏感地意识到“不明原因肺炎”的潜在风险，做出果断的决策，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控措施，就不会有武汉封城、湖北封闭，不会有今天全国范围内的全民隔离。而要做到这一切，需要的不仅是责任心，更需要专业素养——尊重科学、尊重专业人员的基本素养。如果当初尊重医生的判断而不是去“训诫”医生，结果一定不一样。

如果你是经济政策制定者，面对当前全国范围内餐饮、旅游、娱乐等各种服务业的关闭，面对全国范围内各行各业的复工难，你会怎么办？如果犹犹豫豫对各行各业没有实实在在的支持政策，仍然花拳绣腿搞一些口惠而实不至的政策措施，恐怕半年后中国的失业率将大幅上升，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制造业根基也要被动摇。

针对当前的严峻形势，有专家给出了四个改革建议：一是尽快落实农民工在城市落户；二是取消企业住房公积金；三是鼓励企业实行年金制度；四是想方设法降低物流成本。

很遗憾，这4条，我一条也不同意。

疫情的影响之大，是超乎所有人的想象的。专家的4条改革建议，长期看有点道理，放在当前疫情如山之时，这些政策建议恰恰都不对。

第一，当前制造业用工短缺，并非户口问题所致，而是各省市在防控疫情的措施上以邻为壑，过度设置壁垒、过度控制人员流动所致。如果身体健康的人员流动得到合理疏导，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也同样要进城务工。即便从长期看，农民工需要的也并非城市户口，而是城市的保障：只要在教育、医疗上给予农民工同等权利，户口就不重要了。中国人的春节大迁移，也并非户口问题，而是老家还有老父亲、老母亲，还有父老乡亲。每一个城市，都只是给青壮年上户口，而子女的入学难，想把父母的户口和社保迁入城市更是难比登天。这些问题解决不了，给个户口意义不大。

第二，没有必要取消企业住房公积金制度。这是缺乏常识才会给出这样的建议。公积金，一般来说是企业和员工都接受的税负较低的收入形式，最终是进了员工的口袋的。特别对于中小企业来说，公积金，是可以看作免税的个人收入的。对于企业来说，这不是负担，是内含在与员工的工资谈判中的。对于大多数进城的农民工来说，公积金贷款仍然是很好的低息购房贷款，取消的话不利于其购房。公积金从来都不是真正的负担，企业真正的负担，是社保。很多企业复工难，甚至处于停工状态，但社保却一分钱少不了。因此，应建议各地社保部门，受疫情影响的行业，直接免除上半年社保的缴纳。要知道，面对不可抗力，是企业承担了员工停业期间的成本，而这本该由类似“失业保障”之类的基金该承担的。如果社保只是可以缓交，对企业来说，负担一点也不会减轻，只是增加了破产道路上的社保负债而已。

第三，不该在这个时候鼓励企业实行年金制度。年金，说白了就是员工要把工资存一点起来。不少单位会给员工涨一点工资，不然员工当期的可支配收入就下降了。这是一种员工自愿的储蓄行为，与本次疫情防控毫无关系，与疫情之下的股市涨跌也毫无关系。确实，地球植被破坏是地球变暖的重要原因，但隔壁人家房子着火了，你还去谈多种树有利于缓解气候变暖，是毫无意义的。

第四，当务之急，并非想方设法降低物流成本，而是保障物流行业的正常运转。这个时候，成本不可能不高。但成本高不是最可怕的，运转不畅甚至不正常才是最可可怕的。只要正常运转了，经济的纽带没问题了，经济就不会有问题。如果一味控制成本导致降低了效率，才是最大的问题。至于专家建议的“将铁路线尽快延伸到各类开发区、厂矿企业去”，那是疫情之后的事，不着急，是明年乃至后年甚至更后面的事。疫情之下，是要先保障正常运转。

当前的疫情防控，有钟南山院士等专业人士在一线奋战，采取的措施一定都是最合适的。不是医学领域的人，不宜过多评论。作为经济工作者，对当前的疫情防控，从经济工作的视角，我有三点建议：

第一，强调管住人流的同时，一定要做好“服务型政府”。无论是对居民，还是对企业，都不能“一关了之”。要主动考虑每一个企业的实际情况，为企业安全地复工复产创造条件。而不是以疫情为理由，设置明显不合理的条件，故意刁难企业。这样做，管控是简单了，企业就遭殃了。一个服务型政府，万不可如此。对企业的复工复产计划，要扶持到位、落实到位；企业不满意的，建立政府服务部门或人员的问责制，避免出现“一关了之”的懒政行为。

第二，针对本次疫情受影响较大的行业或企业，政策措施要一步到位。对于确实处于停业状态的企业或企业的某些岗位，员工按照停业状态支付停业薪酬，社保要全面减免，而不是延期缴纳。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，要有针对性地支持这些真正受影响的企业，按照过去一年的平均营业收入为参考依据，对疫情之后的经营给予贴息贷款；对于疫情之后恢复生产的关键行业或重点扶贫项目，给予财政补贴。如果货币政策只是大水漫灌，财政政策只是洒香水，效果不会好。一定要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。

第三，由各地省委书记牵头，成立复工复产的跨区域保障和对话机制。不仅每个城市要拿出针对性的保障措施，各省市之间还要建立对话机制。例如：江苏苏南一带的产业链极其发达，一个产品的零配件可能分布在苏州、常州、无锡三个城市的工厂里完成。如果没有跨地区的对话保障机制，各地“画地为牢”，那么基于产业链合作的“复工复产”就是一句空话。面对疫情，我们要做最严肃的打算，不能侥幸地认为过两周就能放松了。那么，也就要对“复产复工”这件事给予最大的重视。完整高效率的产业链，是中国制造的根基。只要全国各行业的产业链都能够做好整个链条的高效运转，中国制造就能屹立不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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